自1月5日自河北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后，2012年中国地方“两会”陆续拉开大幕，从8日到13日，中国有20余个省份集中召开地方“两会”。从地方“两会”中传递出的信息显示，多个地区一改以往“以GDP快速增长为纲”的发展思路，部分经济大省甚至下调了2012年GDP增长目标，以往备受关注的GDP增长目标正在逐步被淡化。

经济总量居前的广东颇具代表性，“十二五”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%以上。8%低于广东“十一五”GDP增长9%的预期目标，更低于“十一五”期间12%的实际年均增速。上海和北京也不约而同将2012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%，均低于两地“十一五”期间年均11.1%和11%的经济增长率。

回顾历史，从1985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，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以来，这个指标就成为衡量经济建设成果、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不二选择。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，GDP这一概念被不断的炒作、包装和狂热崇拜，“唯GDP论”的提法在各地都甚嚣尘上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何GDP不再是政府的宠儿？GDP被看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深层次的原因？

在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是和中国当前大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的。在中国这个“温和的巨人”即将迎来最高权力交接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当口，地方顺应中央的思路，在战略方向上做出相应的调整是自然和必然的。

首先，今年地方“两会”是十八大之前的最后一次两会，形势十分微妙。地方政府的表态，表现出明显的紧跟中央的特点，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。在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决策层为今年国家经济发展定的主基调是“稳中求进”，从以往的“保增长”到如今的“稳增长”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是中央对经济增长由“快”转“优”的期待跃然纸上。另外，被高层反复强调的“调结构”和“促民生”破题之法在于扩大内需，而中国的经济过去则是很大程度依赖外部拉动，从外需转向内需，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，需要牺牲一定的速度作为代价。地方政府要获得政策优惠，摸清中央的“脉”，赶得上形势的“点”尤其重要，因此在权力过渡时期大部分地区必然会紧随上层的步伐，赢得政治上的加分。

其次，在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，中国过热的经济表象之下潜藏了许多问题。这些问题在经济下行阶段会逐渐暴露出来，影响未来的健康发展，所以化解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势在必行。土地出让、银行信贷、地方平台等手段的效力这两年都基本被掏干了，地方财政开始变紧，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，使得地方不能像过去一样去铺摊子、上规模、抢市场，大干快上了。客观的说，地方政府这两年折腾得够呛，现在降低GDP目标，也能喘口气。但问题是，降低了GDP增速，搞民生建设也是花钱的事，地方政府还要去筹钱。对于钱袋收紧的政府来说，可想的办法不多，一方面要挖空心思开源，一方面砍掉一些次要项目以保障资金来源也许是条出路。

而且目前的一些新情况，令地方政府即使只打算“守成”也并非易事。用工成本快速上涨导致的人口红利消失，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的原材料枯竭和能源紧张，城乡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造成的劳动力外流，以及欧洲经济低迷造成的外贸持续下滑等不利因素重叠交织在一起，也成为拖累经济下行的压力。这些问题的产生积年累月，其解决也不会是短期之功，地方政府必将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应对“转型”的历史重任，降低在单纯增长上的要素配置。广东省就是个明显的例子，省委书记汪洋表示，广东不想和其他省份再打经济仗，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是战术胜利，保证转型升级成功才是战略成功。

不过，“降速”也并非所有地方的共识，少数地区仍然坚持“增速”的声音。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省份依然保持着较高的GDP发展目标，据了解，贵州省提出的GDP增长目标为14%，重庆、陕西、西藏等西部省市区紧随其后，目标均定在12%以上。可见中西部地区并未放弃高增长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的最巧妙：西部快一点，东部慢一点，这也是一种经济结构调整。看来，黄市长把区域经济差异也算进结构调整了。很显然，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与发展阶段相关，东部谈调整，西部谈发展。还需要指出的是，对于调整GDP目标，东西部的心态不同。沿海地区对投资仍有吸引力，基础较好，对放缓在心态上会轻松一些。中西部想快一点，但赶上转型和调结构，又要招商引资，心态上会急一些。

虽然地方政府一致淡化GDP色彩有“政治秀”的因素，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，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公开表态淡化GDP，这仍是值得肯定的趋势。先不说真降假降，如果在地方政府官员中形成“调整”和放缓的氛围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！